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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把足b球x想得太沉重

发布时间:2021-01-25 10:21:44 阅读: 来源:中空玻璃设备厂家

我们都把足(bā)球(xī)想得太沉重

[ 其实阿根廷与巴西之间的严重,只可能是情绪上的严重,不可能转换为具体的,例如边界问题、两国经济贸易问题、民族主义情绪对立之类的。 ]  [ 巴西这种联邦,各个州之间各自做各自的决定,对整个联邦政府的认同度相比对州的认同度,会低一点。但是如果将话题切换到足球,他们会有一个“巴西”的共识。足球解决的是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 ]

当一切胜负尘埃落定,所有悲欢定格为昨天,巴西人此刻作何想?  “巴西人乐天的底蕴在。即使当时觉得憋闷,一转眼有其他开心的事情,就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了。”曾在巴西访问游学的诗人、北京大学学者胡续冬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  在1:7定格的那场比赛之后,巴西最强势的媒体《圣保罗页报》使用了大标题“历史耻辱”,而负于荷兰,似乎也使最后的安抚成空。但胡续冬注意到,民间反应并没那么强烈。  在那个清晨,远在半个地球之外,中国的微信朋友圈却似乎感染了一种莫名的焦虑综合征,“骚乱”、“暴动”等耸动的字眼不间断地上蹿下跳。体育评论员段暄感慨“这场球让人想起了当年的马拉卡纳惨案”,有人认定“巴西要出大事了”,似乎都是我们隔膜于巴西政治社会现状的“多虑”。  历史上,足球在巴西确曾是一个沉重的符号。19世纪末足球到达之时,巴西正经历重要的社会变革:1888年刚废除奴隶制,文化多元,种族间杂,落地生根的足球解决了巴西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它跨越了族群、融合了阶级,逐步形成一种大众文化共识。特别在1930年后,这种“民族性”被无限放大。一大批天才球员横空出世,再加上巴西国家队的胜利给全国制造了乌托邦式的和谐,不仅建构了一座心理上的“足球之邦”,也想象着对抗宗主国的扬眉吐气(因为足球起源于英国,在欧洲大陆同样风靡)。正如博尔赫斯说,足球成了南美人民的鸦片。  被认为是国难的“马拉卡纳惨案”正发生于“想象的共同体”聚合之时。强人执政,足球被高度抽象为巴西的民族魂。1950年的巴西世界杯,倾一国之全力修建的马拉卡纳体育场,乃世界之最,国家之象征。决赛之日,20万人涌入其中,当巴西以1:2意外告负乌拉圭时,顿时山崩地裂,不啻一场战争之落败。  有时候,足球是可以左右政治走向的。1984年,在马拉卡纳举行的“弗鲁米嫩塞对达伽马”的联赛焦点战,全场球迷高呼“直接选举”,借由广播让全国听到了“愤怒人民的歌唱”,最终促使总统菲格雷多的军人独裁于次年结束,开启了巴西的民主进程。  但正是民主,反过来消解了足球的政治性。随着个人天性的解放,社会亦逐渐中产阶级化,足球开始回归本性,更多的是给巴西人带来欢乐和解放,胡续冬谈到球迷议政的问题时说:“中国人有点误解巴西人的爱好,比如说中国也有很多人会喝着酒看着电视骂骂政府,巴西也这样。但巴西人并不是将足球与政治直接联系在一起。”  回到今日巴西,足球如同文学,更多“追求个人极致状态下的欢愉”。是的,忧心巴西将无法承受失败,甚至忧心巴西将无法承受他国之胜利的朋友,你们想多了。少给巴西一点压力,少渲染两句“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拉美足球的“悲伤”也不会那么沉重。  南美双雄有一种“喜剧性的仇恨”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开赛前说,如果阿根廷夺冠问题就严重了。  胡续冬:我也问了巴西的朋友,德国与阿根廷的比赛,作为球迷他们会支持谁。你无法想象巴西与阿根廷的怨恨有多深。虽然巴西被德国羞辱了,踢了7比1这样一个比分,但是几乎我所有的巴西朋友都希望德国获胜,希望德国把阿根廷修理一下。他们最不愿看到在自己国家举办的世界杯上,最后竟然是阿根廷捧起了大力神杯。  日报:“严重性”会延伸到其他领域吗?  胡续冬:其实阿根廷与巴西之间的严重,只可能是情绪上的严重,不可能转换为具体的,例如边界问题、两国经济贸易问题、民族主义情绪对立之类的,这些都不会有。巴西与阿根廷之间的爱恨情仇掺杂了许多非常喜感的因素,就像一对基友。  比如说,在巴西各个地方都能听到巴西人对阿根廷人各个阶层的编排。没有共同语言的两个阶层的人,只要说讨厌阿根廷就觉得找到共识了。这是一种喜剧性的仇恨,不是特别严肃的那种。巴西与阿根廷之间没有打过仗,边界也不存在划界问题,也不存在历史上谁大规模侵略谁的家国仇恨。巴阿之间的情结是非常微妙的,有点类似于北大清华、牛津剑桥。他们足球差不多水准,经济上都是拉丁美洲数一数二的,一段时间阿根廷老大,现在很长一段时间巴西是老大。  足球与政治间微妙的进程  日报:很多人认为足球是巴西的另一种信仰,它也能解决巴西很多问题,包括政治上的,又凸显了巴西体制中最不好的一面。你在巴西生活过一段时间,能和我们聊聊足球如何渗透到巴西的日常生活中吗?  胡续冬:我是2003年到2005年在巴西的。那时流行Video games之类,但网络游戏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我认识的巴西年轻人,只要玩游戏,无一例外都是玩足球游戏。平时,比如超市前有空地,大学附近有空地,就能看到有人踢球。我住在巴西的类似公寓的地方,有一个大客厅,来来往往的很多人。例如来巴西做讲座的人,都是住一段时间就走了。所以这个地方就像一堆陌生人住在一起。所有住这里的巴西人的共同话题就是足球。大家一聊足球,或者一黑阿根廷就熟悉了,有共同话题了。  而到里约和圣保罗这类贫民窟较多的地方,我曾有一次进入贫民窟,其实并不如大家所想象的那么不堪,里面也挺祥和宁静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很多小孩在踢球。如果小孩不被坏人带坏,平时就踢个球,好几个人在一起踢球。好多巴西的球星确实是从贫民窟踢出来的。他们生活比较简陋,但是简陋不意味着生活没有尊严、没有乐趣,只要有一方哪怕是很小的天地,都会有人踢球。  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巴西贫民窟的一些孩子也会被黑帮带坏,但他不会抢你的钱、抢你的相机之类,他会抢你的球鞋。因为孩子们热爱踢球,但是负担不起球鞋。很多人穿人字拖开始踢,那就是巴西最有名的时尚产品“哈瓦那”那样的拖鞋,所以造成孩子会抢球鞋的事件。  日报:在巴西,足球与政治的边界并没有那么清晰,历史上,足球也主导过政治的几次走向。  胡续冬:把足球和政治绑一块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巴西有个强人政治家叫热图利奥·瓦加斯,这个人相当于巴西的民权政治家,执政时间有20年左右。他执政的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非常铁腕的政府。这个政府对巴西有很多贡献,例如它将巴西这样一个单一的农产品出口国或者说经济作物出口国转变为工业基础比较完备、开始向工业国家发展的国家。瓦加斯在推进巴西整个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利用大众文化之类的软手段形成政治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渗透。政治和足球的联姻或者说把足球高度抽象为巴西的民族魂,正是瓦加斯政府的手笔。  一开始巴西人喜欢足球,是由于他们的踢法和其他人不一样。这可能有各方面的原因,例如长期受黑人文化的影响。黑人文化中有一种特别神奇的既像舞蹈又像武术的东西,叫卡波耶拉,非常强调腿功。巴西所有非洲裔血统的人都会玩这个。现在这项运动在巴西类似我们国家的太极拳,成为身体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卡波耶拉在腿功上的强调和桑巴舞本身的节奏,对足球的确造成了很多很意外的文化上的影响,导致巴西的踢法,尤其是个人盘带的路数的确与其他国家不太一样。但足球上升到国家意志、国家层面还是一个人为的塑造过程,这和瓦加斯政府有很大关系。  巴西在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回归民主。1964年到1985年左右,又是军政府集权独裁时期。独裁政府都希望有一个东西能承载国家意志,于是足球又一次被利用,这次比瓦加斯时代更加强化。90年代以后,巴西成为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足球和民族国家之间被缔造出来的衔接在弱化。更多的人,无论足球运动的精英人士还是普通的知识分子,都强调巴西足球骨子里的快乐因素和巴西人精神氛围的结合,并不特别强调和国家意志之间的结盟。  世界杯有长期存在的心理依据  日报:你认为像巴西这种政治上相对松散的联邦制,足球对于现在的国族认同还重要吗?可以被替代吗?  胡续冬:还是比较重要的。巴西这种联邦,各个州之间各自做各自的决定,对整个联邦政府的认同度相比对州的认同度,会低一点。而且有一些州,比如巴西南部一个州叫南大河州,分离主义倾向就比较明显。他们书架上的书都是把巴西的文学史和南大河州的文学史放在一起,有一种并列的感觉,有一种自给自足的文化认同感。但是如果将话题切换到足球,他们会有一个“巴西”的共识。例如这届世界杯中的“大力神牛仔”,这老伯自上世纪90年代起,都会复制一个大力神杯,带着看每场巴西的比赛,这位老伯本身是南大河州人,而南大河州人很少会主动融入到巴西的事务中去,足球是个例外。  日报:所以在巴西,足球还是可以解决一些政治问题的?  胡续冬:也不能说是纯粹的政治问题,应该是文化问题,是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就是一个地域身份认同和一个整体国族的认同感之间微妙的关系,不是像我们中国理解的政治问题。  日报:俱乐部制联赛,特别是几个大的俱乐部,坐拥的球员和粉丝跨越了种族和国籍,是非常全球主义的产物,它是不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足球中的国族主义?  胡续冬:还是比较微妙的,在一定时间内不会消除。我们暂且不谈足球本身的因素,正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全球化,大家在其他各个方面,尤其像欧洲很多小国家在日常生活中很难识别出属于自己国族的东西是什么了,在这种情况下,世界杯还是有长期存在的心理依据。大家都觉得在足球,特别是世界杯的框架之下,可以合理地、四年一次地,当一回虚伪的民族主义者,把民族主义本身游戏化、娱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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